当前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得如火如荼，屡有什么品牌的无人驾驶的汽车在某国获准上路试验，甚至获准作为正式产品销售的消息。但是，同样的情况，在中国是不允许的，因为我国的《道路交通法》明确规定，试验车辆不允许上高連公路。
作出这样规定的理由也很充分：高速公路车速高，万一出现技术偏差或操作失误，危险性大；高速公路是交通运输大动脉，发生意外事故对社会影响大。因此，有什么新技术别处去试，试好了，正式应用于正规产品，再上高速公路不迟。但是，这一个道理用于其他新技术说得过去，而对于无人驾驶技术却产生了问题：除自动泊车等情景外，无人驾驶技术适合首先应用于高速公路，因为高速公路划线清晰完整，绝少有非机动车与行人干扰，正是无人驾驶技术的最佳切入点。
据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，正在积极磋商，希望能尽快提出解决的办法。其实，这一事例不单单提示我们《道路交互与通行法》应该修改，更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：当技术创新、技术进步与现行的法律、法规、标准有矛盾时，如何来处理才能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，而不是阻碍创新和进步？
我们过去解决这一个问题的办法不是没有，而是不够正规。我们过去是用执法的弹性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。例如，某公司沸沸扬扬的从重庆到北京2000km无人驾驶，就是在道路交互与通行管理部门的默许下进行的，我很熟悉的一位负责汽车产品3C认证的官员，在退休前也放行过当时并不合规的新技术。但是，这种方法越来越行不通了。因为隨着法治的加强，隨着四中全会精神逐渐深入人心，随着对政府部门的巡视和对政府官员合规性要求的提高，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政府官员敢冒这样的风险了。
难道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吗？笔者最近才了解到，在法治的框架内，可以妥善地处理问题。欧盟在产品认证的法令中，有明确的认证豁免制度，经过公司申请和一定程序的认定，技术创新暂时不符合现行法规的产品能通过认证，可以销售、使用；而日本也有大臣认定制度，在前述情况下，允许进行有试验性质的使用；而美国去年也专对于无人驾驶汽车的上路使用问题，做出专门的规定。
这就是说，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法律、法规和标准时，应思考为技术创新、技术进步留有空间和通道。我们过去制定法律、法规和标准的指导思想，是以严、细取胜，想方设法杜绝一切漏洞，力求一丝不苟，全面贯彻。而今后，则应综合平衡，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留出法制的通道。
这也是我们发展中的问题，成长中的烦恼。过去我们是从落后处追赶，以学习、跟随为主，不考虑包容创新的法制通道也问题不大，而今后，则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，支持创新、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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